末法之后

无知者无畏——简评秦晖《中国改革前旧体制下经济发展绩效刍议》 

 写于2006年1月

　　关于对新中国改革前经济的评价历来众说纷纷，其中意识形态化的论著占有很大一部分。由于各种原因，对这段历史别出心裁地歪曲的人大有人在，这些人由于意识形态的偏见（或者说缘于对社会主义的刻骨仇恨）竟敢于挑战常识，以至于贻笑世人自取其辱，其中秦晖先生的文章（发表于《云南大学学报：社科版》2005年第2期 ）就是一例。

　　在中国主流经济学界，对前三十年经济建设基本上是否定的。前几年风光无限，现在已经身败名裂的经济学家张维迎、林毅夫、茅于轼等几乎都是持这种观点。然而，他们的这种结论究竟是出于客观的学术研究还是受命于特殊利益集团的安排是需要着重考虑的。应该说，对这一问题，总设计师早就有过明确的指示。翻开《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看到的多是这样的论述：“中国社会实际上从一九五八年开始至一九七八年二十年时间内长期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总的说来，很长时间处于停滞状态。”“中国耽误了大约二十年的建设时间。”“总的说来没有多大发展。”“从１９５７年起，我们生产力的发展非常缓慢。”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总设计师都如此认定，那么总少不了有一班御用文人为其论证宣传。然而，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要抹去人民的记忆，同样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和代价的，再加上我们的许多经济史专家面对实实在在的数据不好造假，因此这种“新中国前三十年经济低效”论虽然经过了将近三十年的反复宣传，到如今仍然没有取得完全统治地位。这就是秦晖所观察到的许多人所形成的印象：前三十年经济成就是很大的。

　　然而秦晖先生通过拿新中国前三十年的经济发展与苏联印度和民国在和平年代状况下经济发展的对比，最终得出结论，前三十年的经济绩效不仅远远低于苏联，也低于俄国，甚至低于民国和平发展时期。假如真是如此，那么前三十年社会主义建设便是一点合法性都没有了。

　　秦晖文章的通病就是研究事物往往只观察到事物的表象，从来不注意从事物的结构出发深入问题的本质。因此，秦晖思维水平低劣也几乎成了左右派的共识。比如在这篇文章中，他反复引用这样一个观点，即解放前中国落后的原因是由于战争的破坏，而不是那种经济模式本身的错误。在与苏联相比较时，他说“然而正如苏联1917～1921年内战与1941～1945年卫国战争期间的经济滑坡不能说是苏维埃制度造成的一样，1937～1949年间中国的经济灾难也很难说是体制方面的原因。”这样不仅是彻底将战争与经济割裂开来，更加幼稚的是将两种不同的情况混为一谈。苏联1917～1921年内战的原因的确和苏维埃体制没有太直接的关系，因为苏维埃体制此时尚未建立。但卫国战争与苏维埃体制的关系则较复杂一些。卫国战争期间经济滑坡确实与苏联体制无关，但经济滑坡的程度确是相关的。卫国战争期间经济虽然下降，但同时还是支撑着苏联打败德国则是苏维埃体制的功劳，以至于打败德国后，苏联的国际声誉如日中天，其体制优越性严重动摇了资本主义的信心。但反观中国则不一样。中国的三年内战的爆发是国共两党之矛盾积累的结果，但真正的原因实际上是原有的经济体制导致严重的贫富分化与阶级对立，富有阶层与贫困阶层之间矛盾激化的结果。可以说，共产党的发展壮大正是国民党和平年代经济体制不合理的结果。这样，内战的直接原因之一就是国民党政府的经济体制了。内战中经济遭到破坏很大程度上和战争本身没有关系，正如很多城市不是毁于解放的炮火，而是由于国民党撤退前对城市工业的破坏与掠夺，这就是和国民政权的性质有关系了——它服务于极少数官僚买办，所以很多工业和财富即使自己得不到拿不走，也不让人民得到。中国八年抗战，其经济损失和人力损失远远高于世界各国，不是因为日军比德军更强大，而是国民政府的经济体制比苏联更差劲。如果抗战前中国有15到20年时间实行社会主义的苏联体制，那么抗战爆发时，中国肯定会有强大的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了，其战争损失不会比苏联更大。

　　秦晖信口胡说的错误在文中还很多，估计这篇文章也只能拿来蒙骗一些白痴粪右，专业人士只会一笑了之。下面本文主要评价秦晖作的三个对比。

　　与苏联对比。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在90年代以前都在苏联之下，这无论是计划经济时代还是市场经济时代都是人们公认的。中苏（俄）间经济差距的缩小主要发生在苏联解体，俄罗斯恢复全面的自由经济后。虽然中国的改革的黄金时代在92年时也早已经过去，但毕竟没发生俄罗斯灾难性的倒退。中国前三十年经济发展在苏联之下，很大程度上是起点较低，基本条件包括资源技术等（比如人均耕地）较差造成的，对这一点不应该忽略。其次，采用与苏联相比较的模式来评价前三十年经济体制的优劣，关键的地方不是指出中国劣于苏联（对这一点争议较少），而是将苏联体制如何定位。即如何看待斯大林经济体制的功绩和劣势。如果将其看作无效率的劣等体制，那么中国的经济体制则是劣下之劣了；如果像丘吉尔评价斯大林那样，看到苏联在苏维埃体制下短短时间有欧洲落后的农业国变为欧洲第一强国再成为世界超级大国，那么对中国体制的评价很可能是积极性的。遗憾的是，秦晖在本质性的问题上误导读者，他只是简单地下了结论苏维埃体制“与规范的市场经济相比固然既无效率也不人道”，而没有丝毫的说明。

　　与民国相比。由于秦晖所认识的在经济与战争间的荒唐关系，秦晖有目的地将民国时期经济最好的时段与前三十年相比。正如前面所分析的，民国时期的内战，包括军阀内战，抗日，国共内战等等的发生，与其经济体制有关。因此，只有把战争造成的损失算作经济体制的恶果才算合理。

　　在农业方面，秦晖说，“1936年中国人均占有标准粮529斤，当年世界平均水平为502斤，而印度仅为309斤，相当于中国水平的58.4%.1934～1938年间中国粮食平均亩产213斤（标准粮，下同），世界平均为163斤，而印度仅为86斤。”而“1966年时，中国农业劳均产粮仅1162.8斤，远比1936.年低；时至1975年，劳均产粮也只有1931.5斤，比1936年高不了多少。”这些都成为前三十年的经济体制绩效差的依据了。秦晖为了抹黑社会主义可谓煞费苦心，可惜智商太低，自不量力。秦晖这里把世界平均水平作为参照，以此来衡量经济体制。这样低级的错误一个理性的人是不会犯的。因为用“世界平均水平”这个指标涉及的变量太过于庞大了。比如，1936年，中国名义上是独立国家（左派称为半殖民地，看秦晖对民国的喜爱估计不会这样承认），但世界上除欧洲以外其他的大陆呢？包括印度在内的广大亚非拉地区正是处在受剥削压迫最为严重反抗也逐渐兴起的年代。而1966到1976年代呢，正是这些前殖民地国家发展的黄金时代。考虑到这些因素，出现秦晖所说的那种情况就毫不奇怪了。其实按照秦晖的逻辑，鸦片战争前期，中国的GDP占世界的三分之一，那岂不是说明鸦片战争前的经济体制优于民国时期了？

　　评价经济体制，数字指标只能是一部分。除此之外，更为关键的是要看结构与发展趋势。在上面的例子里，不知秦晖有没有想到，资本家剥削工人残酷程度加大，（在引发革命前）一方面可以提高劳动效率，另一方面可以缩短工人寿命，减少工人数量，这样，工人的劳均产量会大幅度上升。农业里，地主加大对农民的剥削是同样的结果。毛时代农业劳动生产率增长不快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人均寿命增加，人口增长的原因。而人口寿命增加人口激增主要不是人民突然喜欢生孩子了，而是人民受的剥削减少的缘故。因此，1975年和1936年，劳均产量类似，但其结构是完全不一样的。孰优孰劣还不清楚吗？

　　与苏联相比时，秦晖说“中国经济发展的起点水平比俄国低”“在其他条件类似的情况下，通常基数低的经济应当更易于出现较高的相对增长率”，而在此情况下中国经济发展仍低于苏联，因此可以论证出改革前之体制之低效。按照这种逻辑，与民国相比，如果体制优劣程度相同的话，民国发展速度应该高于前三十年才对。但在工业比较上，前三十年和民国1912年到1936年工业速度相类似，秦晖的结论却是民国体制优于前三十年，采用双重标准的原因自然是要歪曲，可见对社会主义之偏见和仇恨之深。

　　关于基数低的经济应当更易于出现较高的相对增长率的判断是有合理性的，尤其是在从无到有的阶段，其发展速度往往是飞速的。这就是为什么秦晖的统计数据要从1912那个动荡的年代而不是北伐后真正统一的1927年统计起的奥秘。在秦晖的表格里，1912到1936年钢产量增长速度高达23%，而我这里倒有1927到1937年中国钢铁产量（含日据东北）的数值，读者可以看看，有些人为了发泄私恨究竟玩了什么招数。
年份 钢产量 (万吨)
1927 3.0
1928 3.0
1929 2.0
1930 1.5
1931 1.5
1932 2.0
1933 3.0
1934 5.0
1935 25.7
1936 41.4
1937 55.6
注，1935年起，钢产量猛增是日本在鞍山等地建设的钢铁厂陆续投入生产的结果。

　　秦晖在拿前三十年与民国相对比的时候，所列出的仅仅是生铁，钢，水泥，布等等少数几件基本的工业品。似乎工业只有这些或者关键的是这些。总之秦晖凭这几件产品的发展速度，而且几乎是从0基点开始的发展速度就断定民国的工业在正常年份发展如何之好，是在是太过于轻率了。更为重要的是，即便是民国那少的可怜的工业，也很大程度上是外资的，这是近代史专家评价其为半殖民地经济的原因。七七事变前的1936年，中国工矿业外国资本为78.4%（1920年为70.4%），其中关内29%的煤炭业，95%的炼铁业控制在日本帝国主义手中。外资垄断和控制了煤产量的65.7%，发电量的77.1%，棉花产量的64%，卷烟产量的58%（1935），铁路里程的90.7%。这样的经济体制秦晖还为其鼓吹，估计即使是蒋介石的御用文人都会汗颜。

　　与印度相比

　　为了证明新中国建立前，中国工业发展水平比印度高，秦晖拿了民国年间几种主要的工业品的最高年产量和印度相类比，结果发现，绝大部分产品高于印度。但仔细观察此表，绝大部分的年产量是在40-43年达到的。我们知道，抗战的年代国民党治下的经济遭到很大破坏，因此这40-43年出奇高的工业品产量应该主要是在日本控制下生产的，其中很大一部分因该在东北。秦晖罗列这样的数据似乎表面上达到了论证民国最高年产量高于印度的结论，可是这些主要是因为日本在东北经营导致的最高年产量和他所吹捧的民国的经济体制有关系吗？

　　其实从1820年开始，印度的经济总量的确一直在中国之下。但是看增长率和人均增长率，中国则不如印度。据英国学者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中国经济的长远未来》中计算，1820年至1952年，印度和中国GNP每年平均复合增长率分别为0.54和0.22；同期人均GNP每年平均复合增长率分别为0.10和–0.08。所以印度发展的潜力应该说在中国之上。秦晖的民国（日本？）最高年份与印度的对比是极无说服力的。

　　秦晖引用印度学者斯瓦米的数据，对比1952～1970年中印主要工业品的产量，秦晖不得不承认“因此在上列基础工业领域，改革前中国的发展总的来说是明显快于印度的”，但他同时指出在电冰箱乙烯等新兴产品方面中国大不如印度。的确，中国与印度不同，当时不存在一个掌控国家绝大部分财富的极其富有阶级存在，属于高级消费的产业在当时是无法发展的，但在印度则可以欣欣向荣。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关于中印的工业对比，秦晖引用的材料只到1970年，但是根据《世界经济统计简编》（1987）第90页记载计算，1971到1980年，中国工业年均增长9.1%，而印度同期仅为4.1%远远低于以前的年份（五六十年代在6%至7%）。这样到毛时代末期，中国工业水平无疑已经大大超过了印度。由此也可以看到，秦晖只引用富有民族自豪感的印度学者1970年以前的数据的险恶用心。

　　关于中国农业，秦晖引用臭名昭著的莫干山“中印经济发展比较研究讨论会”会议纪要的数据宣称（莫干山会议以丑化前三十年著称），“1952～1981年间，中国粮食总产增长1.04倍，年均增长2.5%，而印度增长1.19倍，年均增长2.75%”，然而，根据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平衡统计司编的《国民收入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5》中记载，1953-1978年农业年均增长3.2%。哪一个更真实更权威？而秦晖先生竟不屑于查一下国家的统计数字？

　　秦晖先生的文章中透露出对改革开放的好感与对毛时代的仇恨，基于自身的经历存在情绪是在所难免的，但在学术研究中，最好先把个人情绪放一下，看看事实究竟是如何的。最后作为收尾，再给秦先生介绍一些事实。

　　传统以为，分田到户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的生产效率。通常的统计都以52-78和79-2005作为对比，然而仔细分析里面大有蹊跷。

　　我们知道，分田到户不是一步到位的，而是伴随着权力清洗一步一步推进的过程（比如王任重等人）。这是一个逐渐推开的过程，到1984年，基本完成。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历年各期）计算主要粮食（包括水稻，小麦，玉米，大豆）产量如下

粮食 增长率%

1950-1969 2.5
1970-1977 2.4
1978-1984 5.0
1985-1998 2.3
1999-2003 -4.1

　　实际上随着化肥应用的逐渐加大和水利设施的逐渐完善，文革后期，粮食产量已经出现稳定的高增长局面，比如１９７３年增长８.３％， １９７４年增长３.５５％，１９７５年增长３.１％。因该说，这些都为改革开放打下了较好的物质基础。

　可是从统计数据看来，1978年到1984年，很大程度上延续了原体制和原有的物质基础，所以达到了历史最高峰。这个时期作为过渡时期，说其效益都是分田到户产生的有失公允，更无法解释84年以后产量增长的低迷。1984年分田到户后，按照分田到户的理论，彻底地分下来了应该增长更快才对，但粮食产量的增长率反而降了下来，不仅低于文革后期的高增长，而且低于毛时代的平均水平。当然，由于备荒备战以及优先发展工业的原因，农民的消费水平增长还是比分田到户后慢的。